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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朱祐樘,还喜欢画画

2019-05-24


 

       中国皇帝共有422位,朱祐樘是其中最完美的皇帝:铲奸除恶、宽厚仁慈、躬行节俭、遇事冷静、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广开言路、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励精图治、任用贤臣、严管宦官、一夫一妻制、热爱生活......等等为了顾及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在私底下画画!

 

       朱祐樘从小当上太子,所以作为未来的皇帝,身边人以及宫廷里的官员们从小对他的培养极为苛刻严格。而且专门召集了许多天下很杰出的人作为朱佑樘的老师,为其传授许多知识和理论。具体来说就是教朱佑樘学习许多知识以外知识,还要教朱佑樘怎么才能够做一个好的皇帝。

 

       朱祐樘和别的皇帝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朱佑樘不仅仅学到了知识理论,还学到了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皇帝,而且非常的擅长琴棋书画,其中朱佑樘写的诗,据记载朱佑樘写了很多诗,这些朱佑樘写的这些诗单独做成了册子!

 

 

       源源不断的知识资源汇聚于朱佑樘一身,导致朱佑樘对生活异常的热爱,尤其是艺术,琴弹的非常专业,棋艺高超,画画更是让朱佑樘执着。当时朱祐樘可以肯定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才,除了皇帝的身份之外,简直就是难得一见的大才子。

 

 

        尽管朱祐樘对于弹琴和画画怎么喜欢了,朱祐樘把国家治理的非常好。由于朱佑樘的广开言路让群臣们能够大胆的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当时大臣们也就敢于针对朱佑樘这一方面的爱好给出意见:说朱祐樘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过于太多,浪费时间等等,建议朱祐樘把对画画这些爱好专注在国事上!

 

 

        朱祐樘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表现也十分让人钦佩。大臣怎么也没有想到,朱佑樘却和以往每一位皇帝不一样,朱祐樘一开始听了大臣们的劝说,第一时间既不解释什么也不否认什么,而反而紧接着直接就认同大臣们提出的意见。更然大臣们感动的是,朱祐樘当机立断还做出了保证!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保证。朱佑樘当场保证下次再也不会沉迷于画画和弹琴这些事情。

 

 

        在现场的大臣们听到这些话后,纷纷表现的不可思议,而又激动。我想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无一例外都会感到十分神奇,更多的是感动吧!普天之下竟然还有如此听大臣意见的皇帝,一位皇帝听到大臣们如此对自己一番的说教,不但不生气,而且还选择选择了听取采纳实施,无法言语 朱佑樘是一位多么难得的皇帝了!

 

      是啊!如果是一位一般的皇帝,那么只追寻自己所喜欢的事物,根本不会把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如果是一般的皇帝在享受弹琴和画画,是永远不会关心百姓生活的多么困苦。如果是一般的皇帝他会一位自己是神一样的,是最高的不可侵犯的,做什么都可以的,甚至随意杀人,更不会听从别人的一言一语。

 

 

       偏偏这个皇帝朱祐樘,在把国家治理的很好的同时喜欢弹琴、画画就被大臣们纷纷说教给出意见。如果是一般皇帝想肯定极为生气,这些大臣会比被惩罚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偏偏朱佑樘他听取也听从了!

 

 

       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号为弘治。在位皇帝孝宗,名朱祐樘,宪宗的第三个儿子。朱祐樘18岁即位、36岁去世,朱祐樘在位18年,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同时朱祐樘很少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

 

 

       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朱祐樘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非常的高。

 

 

      一般人都以为皇帝是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同时还可以拥有、享受一切最好的事物。可以做到一手遮天,拥有无数的财富,不得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想当皇帝。就是因为可以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后,就可以拥有着并享受受一切最好的事物,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

 

      皇帝完全可以做到随心所欲跟随自己的心,肆意做任何事情,再者可以毫不顾及大臣们的想法和百姓的生活。然而朱佑樘并没有,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

       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不管是再伟大的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朱祐樘却是一个例外:做皇帝需要有一定的魄力,这样才可以压制住大臣,不然会被他们所挟制,但是又不可以太强势,当然也不能软弱,软弱的皇帝只会被控制住。

 

      只有保持住这个平衡,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但是有一个皇帝,虽然表现的很软弱,对于大臣们很多事情都不敢随意的反驳,但是其实是掌握了这个控制的平衡,所以创造了一个繁华的朝代,他就是朱祐樘。

 

      朱祐樘非常注重个人修养,首先得益于朱祐樘较早地合法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朱祐樘6岁就被父亲宪宗立为太子,朱祐樘9岁的时候,就出阁讲学了。谈到皇太子出阁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是接受正规教育的一个开始,在但是,凡是担任教育职责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深粹之人。

 

 

       好比担任朱祐樘的讲读官中,就有彭华、刘健、程敏政等人。彭华是江西安福人,依附万安,品行不是很好,但毕竟是景泰五年的状元;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与明初的理学大师薛瑄的弟子阎禹锡、白良辅一起学习,据说是“得河东薛瑄之传”的;程敏政是南直隶的徽州府休宁县人,10岁被人称作神童,荐入翰林院里读书。

  

  据说,当时辅导东宫太子读书的人中,学问最渊博的就算程敏政了。单举这三个人,就可以知道宪宗对于皇太子教育的高度关注。皇太子一旦出阁讲学,之后除了大风雨雪天气以及酷热与严寒,每天都必须举行讲读。讲读的内容是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以及经、史。

 

       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读,下午再讲。讲读的地点,当时是在文华后殿。除了读书之外,皇帝还必须练字,由专门的侍书来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100字,冬天每日写50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集天下之英才来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所以,孝宗从9岁出阁讲学到18岁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9年教育。

  

  除了大臣对朱祐樘的教育外,据说宫中太监覃吉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孝宗9岁的时候,老年的覃吉每天给太子口授朱熹的《四书章句》。正是在宫中、外廷的双重教育之下,年轻的朱祐樘才不至于像后来的明代帝王那样淫佚放纵。当然,按照古代对于皇帝的神化宣传,朱祐樘天性就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据记载,丧母时的朱祐樘虽然只有6岁,却会“哀慕如成人”。朱佑樘幼年失母,对于朱佑樘影响深远,也许朱佑樘后来的善良、温和、宽容,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还源于幼年时弱者的心态。孝宗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最能体现他的宽容。

 

 

       尽管传说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是,当朱佑樘即位后一位官员上疏要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时候,朱佑樘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不愿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照儒家的教育,尤其是明代重视理学的气氛下,皇帝所具备的学识应当集中于对伦理的把握和对历史的领悟,而不是诗文、书画、琴瑟之类的小技。但是,在明代皇帝中,尽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编写了《列朝诗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孝宗的一首诗《静中吟》:

 

    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说,诗写得并不好,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弘治后期朱祐樘也开始迷恋斋醮、符箓),但后两句最合儒家学者“文以载道”的口味。据钱谦益说,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麓堂集》里摘抄出来的,并且连带着将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一并抄了出来,其中几句说:“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孝宗既有诗集,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誉了。只因诗中还提到“周家八百延光祚”,指周朝800年的统治,所以使钱谦益还想到另外的比附。他想,孝宗不单可以比作汉文帝、宋仁宗,还是周成王———“孝宗皇帝,本朝之周成王、汉孝文也”!

  

 

  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朱祐樘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清人姜绍书就提到孝宗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乐曲,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孝宗不要耽于声乐,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

 

 

    “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

  

 

  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朱祐樘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朱朱祐樘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朱祐樘对吴伟说:“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

 

    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偏偏皇太子出阁讲学唯独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专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句。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荡的,大都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个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

 

 

       有人说,朱祐樘可能是中国皇帝中惟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皇后,而且没有其他的嫔妃。皇后张氏,兴济(今河北沧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后选后的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

 

       张氏的父亲张峦,原只是一个秀才,以乡贡的名义进入国子监,也就是说从地方学校保送进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成为国子监生。张氏出身于这样的读书人家庭,家教自然还可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初六日,张氏与时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

 

   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偏偏皇太子出阁讲学唯独践行一夫一妻制的,朱佑樘这样的做法原因有以下:

 

  第一个原因:朱祐樘本人性格温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朱祐樘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第二个原因:朱祐樘幼年为避万贵妃的迫害,朱祐樘6岁以前一直是秘密养育于宫中的安乐堂内。朱祐樘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可谓体会深切,有切肤之痛。所以,这可能是朱祐樘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

 

  第三原因:张后本人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对朱祐樘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史称张后“骄妒”,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

 

  第四个原因:大臣谢迁的劝谏。本来,皇帝广纳嫔妃是极正常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大臣也不会反对。例如,成化朝的时候,群臣因为宪宗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儿子,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那么,谢迁何以会多此一举呢?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元年(1488)二月,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等孝宗服除后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

 

       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说,皇帝选妃,自然是应当的。

 

 

      但是,朱祐樘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孝宗号称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因此,谢迁既有这么一说,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后来主编《孝宗实录》的焦芳借此非议谢迁,认为谢迁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讨好当时的中宫张皇后。但是,也有人为谢迁辩解说,谢迁谏选淑女,不是禁止孝宗这么做,而是请皇帝缓一缓再做,其实也合情合理。

 

       但无论如何,因为谢迁这么一来,后来选妃的事虽屡经提起,却都没有得到孝宗的同意。因此,成化二十三年始成为太子妃的张氏,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后正式成为皇后,而且集专宠于一身,直到孝宗去世。

  

 

  朱祐樘夫妇的伉俪情深,虽然令人羡慕,却对弘治朝以及后来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影响。从朱佑樘本人的意愿看来,这些影响应当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弘治夫妇感情之专一,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对地较少。张皇后一生中为孝宗生了两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炜与皇长女太康公主,先后夭折。因此,孝宗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后来朱厚照又没有儿子,所以孝宗的血脉便绝了。

 

       这在16世纪初期的一些大臣们看来,一个如此贤明的皇帝竟然无后,实在是令人痛心。后来,一帮大臣非要继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称孝宗为“皇考”,不无有这种为孝宗立后的心态在。孝宗单传,武宗无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这种情况引发了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大礼议,对明中后期的历史影响深远。

  

 

  第二点:朱祐樘夫妇感情的专一,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张延龄、张鹤龄的跋扈。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孝宗,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荣华富贵。父亲张峦在弘治四年(1491)进封为寿宁伯,不久封侯,死后追赠为昌国公。张皇后的两位弟弟,也先后受封。

 

  张鹤龄继承了父亲张峦的封爵为寿宁侯。张延龄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时候(1503)也进封为建昌侯。孝宗还在皇后的家乡兴济为张家立家庙。据说张峦还未因女儿的大富大贵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读书人,礼敬士大夫。

 

       但是,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以外戚骤然富贵,不免气焰嚣张,纵容家人掠夺民田,鱼肉乡里,干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而且,皇后生气了,朱祐樘也得跟着假装生气。事后,朱祐樘将萧敬找来,对他说:“你们说的我都相信。”然后,赐给了萧敬一些银子,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当时的大臣中,像李梦阳、吴世忠,都差点因为弹劾张氏兄弟而获罪。

 

  大臣们纷纷向朱祐樘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也许,在朱祐樘看来,张氏兄弟虽然有过错,但毕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过错能宽免就宽免了。当然,他也知道放任张氏兄弟的后果,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诲来使二人收敛。有一次,皇帝游幸南宫,皇后、太子、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以及张氏兄弟陪同。席间,皇后、太子及金夫人离席。孝宗便将张鹤龄单独叫来。

 

      人们远远地看到张鹤龄摘下乌纱帽向皇帝叩头。从此以后,张氏兄弟的行迹较为收敛。张氏兄弟,后来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间,因为拥护世宗登位,曾经非常受世宗的宠幸。但是,二人最后的命运让人嗟叹:张鹤龄被关在狱中死去,张延龄被杀于西市。这固然有世宗忘恩负义的因素,但二人的骄横无法,无疑是授人以柄。

  

  张氏的晚景凄凉,不堪言说。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而后失去儿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不得不哀求世宗放过自己的两位弟弟。但是,在她生前,张鹤龄死于狱中。她死后的第五年,张延龄被杀于西市。皇权的尊贵与无常,她都有切肤之感!

 

 

  孝宗开创了明代的中兴盛世,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却不容易。简要言之,孝宗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我们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十一月,又录用刘健入阁;弘治四年(1491)邱濬入阁;弘治八年(1495),邱濬死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秦濬入阁。

 

       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弘治五年(1492)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孝宗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这种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曾经非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弘治十年(1497)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

 

      原来,从弘治八年(1495)起,已经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但是,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弘治十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

 

       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作为“盛事”。终弘治一朝,从《明史·孝宗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对于儒臣的信任。

  

  内阁大学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

 

      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虽然也是明代的两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实际上只是闲官。嘉靖朝的吴廷举,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成化末年,官场上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说。所以,孝宗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代,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

 

       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所以,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养了许多人才。

 

       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明孝宗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朱祐樘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

 

       所以,孝宗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

  

 

  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弘治十年(1497),他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5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应当说,会典的编定,为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孝宗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因为,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因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当然,这是初设制度的孝宗所没有想到的后果。但是,在当时,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朱祐樘最为仁慈。朱祐樘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朱祐樘要求慎重施刑。在朱祐樘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日,孝宗朱祐樘去世。据记载,朱祐樘因为偶染风寒。太监张瑜、太医院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遗命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时儿子朱厚照年15岁,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还未出生。当时,“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朱祐樘是明朝的第九任皇帝,也是朱见深的儿子。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不管是处理政事的方法,还是自身的性格,以及生活作风,都让人挑不出刺来。之所以朱祐樘被称为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之一是因为:

第一点:治国勤勉

 

        明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治国勤勉的人。他的父亲朱见深宠信后宫,不问政事,明朝的朝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朱祐樘上位之后,他励精图治,渐渐的将明朝拉回了正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针对明朝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同时,他还任用贤臣,像刘健和李东阳等人,都在朱祐樘执政期间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在朱见深执政时期涌现的奸臣们,朱祐樘也是进行了合理的处理,该流放的就流放,该贬官的就贬官,绝对不会手软。

 

       朱祐樘每天上朝都非常的准时,从来都不会让大臣们等。而且,朱祐樘还开了午朝,增加了处理政事的时间。他事必躬亲,对于大臣们呈报上来的奏折,他也会亲自批阅。由此可见,朱祐樘确实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

第二点:学富五车,多才多艺

        朱祐樘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他自幼就饱读诗书。当然,饱读诗书也为他治理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身为一国之君,这是最基本的。值得一提的是,朱祐樘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会弹琴,还会画画。同时,在书法方面他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是他会被称为历史最完美的人之一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点:帝王典范,一夫一妻

 

       朱祐樘最值得被后世称赞的,就是他一生都坚持一夫一妻的原则。他一生只有他的皇后这一位妻子,而且对他的皇后忠贞不渝。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三妻四妾是很常见的事情,更别提身居高位的一国之君了。

 

 

        纵观古代的那些皇帝们,基本上都是后宫佳丽三千。而一夫一妻的明孝宗朱祐樘就显得很特别了。当然,朱祐樘坚持一夫一妻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来自于他父亲朱见深的影响。他的父亲朱见深有一位叫万贞儿的宠妃。这位宠妃仗着朱见深对她的宠爱,在后宫之中横行霸道。

 

        不仅朱祐樘的母亲深受其害,就连朱祐樘也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所以,朱祐樘知道后宫争宠的可怕。他不希望在自己的后宫之中,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朱祐樘一生只爱一个人,却是是非常的让人敬佩。而这也成为了他被称为历史最完美的皇帝之一的最后一个原因。

      有一次朱佑樘在尊敬大臣们的劝说的意见下,朱佑樘选择了不在公开的进行自己的兴趣爱好,弹琴或者是画画都是选择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悄悄的进行这两项活动。有一次他和一个非常会画画的人一起探讨画画时候,他对对方的画十分欣赏,想奖赏对方,他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进行奖赏,而是悄悄地给他赏赐,并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和他曾经一起画过画。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的窝囊,甚至是十分懦弱,毕竟他竟有做什么坏事,相对于别的皇帝来说,这只是很正常的一个爱好了,但是他面对大臣的反对,都不敢正常的进行这两件事情。

 

 

       但是其实他是尊重大臣们,与其与他们争辩,不如听从他们的话,但是又不是一味的听从,还是选择两方都满意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不接受的事,所以说他是个极其睿智的人:

 

       振兴军备、和平政策、爱护武将、维护统一、弘治中兴、经济成就、力求节俭、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任用官吏、废除苛法、待臣宽厚、铲除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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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皇帝共有422位,朱祐樘是其中最完美的皇帝:铲奸除恶、宽厚仁慈、躬行节俭、遇事冷静、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广开言路、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励精图治、任用贤臣、严管宦官、一夫一妻制、热爱生活......等等为了顾及大臣们的反对意见,在私底下画画!

 

       朱祐樘从小当上太子,所以作为未来的皇帝,身边人以及宫廷里的官员们从小对他的培养极为苛刻严格。而且专门召集了许多天下很杰出的人作为朱佑樘的老师,为其传授许多知识和理论。具体来说就是教朱佑樘学习许多知识以外知识,还要教朱佑樘怎么才能够做一个好的皇帝。

 

       朱祐樘和别的皇帝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朱佑樘不仅仅学到了知识理论,还学到了怎样成为一个好的皇帝,而且非常的擅长琴棋书画,其中朱佑樘写的诗,据记载朱佑樘写了很多诗,这些朱佑樘写的这些诗单独做成了册子!

 

 

       源源不断的知识资源汇聚于朱佑樘一身,导致朱佑樘对生活异常的热爱,尤其是艺术,琴弹的非常专业,棋艺高超,画画更是让朱佑樘执着。当时朱祐樘可以肯定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才,除了皇帝的身份之外,简直就是难得一见的大才子。

 

 

        尽管朱祐樘对于弹琴和画画怎么喜欢了,朱祐樘把国家治理的非常好。由于朱佑樘的广开言路让群臣们能够大胆的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当时大臣们也就敢于针对朱佑樘这一方面的爱好给出意见:说朱祐樘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过于太多,浪费时间等等,建议朱祐樘把对画画这些爱好专注在国事上!

 

 

        朱祐樘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表现也十分让人钦佩。大臣怎么也没有想到,朱佑樘却和以往每一位皇帝不一样,朱祐樘一开始听了大臣们的劝说,第一时间既不解释什么也不否认什么,而反而紧接着直接就认同大臣们提出的意见。更然大臣们感动的是,朱祐樘当机立断还做出了保证!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保证。朱佑樘当场保证下次再也不会沉迷于画画和弹琴这些事情。

 

 

        在现场的大臣们听到这些话后,纷纷表现的不可思议,而又激动。我想每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无一例外都会感到十分神奇,更多的是感动吧!普天之下竟然还有如此听大臣意见的皇帝,一位皇帝听到大臣们如此对自己一番的说教,不但不生气,而且还选择选择了听取采纳实施,无法言语 朱佑樘是一位多么难得的皇帝了!

 

      是啊!如果是一位一般的皇帝,那么只追寻自己所喜欢的事物,根本不会把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如果是一般的皇帝在享受弹琴和画画,是永远不会关心百姓生活的多么困苦。如果是一般的皇帝他会一位自己是神一样的,是最高的不可侵犯的,做什么都可以的,甚至随意杀人,更不会听从别人的一言一语。

 

 

       偏偏这个皇帝朱祐樘,在把国家治理的很好的同时喜欢弹琴、画画就被大臣们纷纷说教给出意见。如果是一般皇帝想肯定极为生气,这些大臣会比被惩罚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偏偏朱佑樘他听取也听从了!

 

 

       自公元1488年至1505年,年号为弘治。在位皇帝孝宗,名朱祐樘,宪宗的第三个儿子。朱祐樘18岁即位、36岁去世,朱祐樘在位18年,弘治一朝,既无权臣、宦官或后宫的专权,同时朱祐樘很少弊政。所以,弘治朝在明代历史上被称为政治最贤明的时期,孝宗也被史书描绘成一位贤君。

 

 

       晚明学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认为孝宗朱祐樘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比肩的贤主,评价非常的高。

 

 

      一般人都以为皇帝是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同时还可以拥有、享受一切最好的事物。可以做到一手遮天,拥有无数的财富,不得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想当皇帝。就是因为可以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后,就可以拥有着并享受受一切最好的事物,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

 

      皇帝完全可以做到随心所欲跟随自己的心,肆意做任何事情,再者可以毫不顾及大臣们的想法和百姓的生活。然而朱佑樘并没有,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

       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不管是再伟大的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但是,朱祐樘却是一个例外:做皇帝需要有一定的魄力,这样才可以压制住大臣,不然会被他们所挟制,但是又不可以太强势,当然也不能软弱,软弱的皇帝只会被控制住。

 

      只有保持住这个平衡,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但是有一个皇帝,虽然表现的很软弱,对于大臣们很多事情都不敢随意的反驳,但是其实是掌握了这个控制的平衡,所以创造了一个繁华的朝代,他就是朱祐樘。

 

      朱祐樘非常注重个人修养,首先得益于朱祐樘较早地合法取得了皇太子的地位,朱祐樘6岁就被父亲宪宗立为太子,朱祐樘9岁的时候,就出阁讲学了。谈到皇太子出阁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是接受正规教育的一个开始,在但是,凡是担任教育职责的官员一般都是学养深粹之人。

 

 

       好比担任朱祐樘的讲读官中,就有彭华、刘健、程敏政等人。彭华是江西安福人,依附万安,品行不是很好,但毕竟是景泰五年的状元;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与明初的理学大师薛瑄的弟子阎禹锡、白良辅一起学习,据说是“得河东薛瑄之传”的;程敏政是南直隶的徽州府休宁县人,10岁被人称作神童,荐入翰林院里读书。

  

  据说,当时辅导东宫太子读书的人中,学问最渊博的就算程敏政了。单举这三个人,就可以知道宪宗对于皇太子教育的高度关注。皇太子一旦出阁讲学,之后除了大风雨雪天气以及酷热与严寒,每天都必须举行讲读。讲读的内容是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以及经、史。

 

       一般的形式是上午先读,下午再讲。讲读的地点,当时是在文华后殿。除了读书之外,皇帝还必须练字,由专门的侍书来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100字,冬天每日写50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集天下之英才来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所以,孝宗从9岁出阁讲学到18岁即位,整整接受了非常正规的9年教育。

  

  除了大臣对朱祐樘的教育外,据说宫中太监覃吉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孝宗9岁的时候,老年的覃吉每天给太子口授朱熹的《四书章句》。正是在宫中、外廷的双重教育之下,年轻的朱祐樘才不至于像后来的明代帝王那样淫佚放纵。当然,按照古代对于皇帝的神化宣传,朱祐樘天性就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据记载,丧母时的朱祐樘虽然只有6岁,却会“哀慕如成人”。朱佑樘幼年失母,对于朱佑樘影响深远,也许朱佑樘后来的善良、温和、宽容,除了儒家的教育之外,还源于幼年时弱者的心态。孝宗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最能体现他的宽容。

 

 

       尽管传说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是,当朱佑樘即位后一位官员上疏要求惩办已死的万贵妃及其族人的时候,朱佑樘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不愿接受。

 

  然而,有趣的是,照儒家的教育,尤其是明代重视理学的气氛下,皇帝所具备的学识应当集中于对伦理的把握和对历史的领悟,而不是诗文、书画、琴瑟之类的小技。但是,在明代皇帝中,尽管孝宗在遵守儒家的伦理上做得算是最严谨的了,却不愿放弃他对于艺术的爱好。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学者钱谦益,编写了《列朝诗集》。其中明代部分就收入了孝宗的一首诗《静中吟》:

 

    习静调元养此身,此身无恙即天真。

 

    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

 

 

  坦率地说,诗写得并不好,前两句还有些养身术的气韵(弘治后期朱祐樘也开始迷恋斋醮、符箓),但后两句最合儒家学者“文以载道”的口味。据钱谦益说,诗歌是从弘治朝臣李东阳的《麓堂集》里摘抄出来的,并且连带着将大诗人李东阳的赞词一并抄了出来,其中几句说:“大哉王言,众理兼有,惟德与功,为三不朽。”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指立德、立功、立言。孝宗既有诗集,真能合三不朽的美誉了。只因诗中还提到“周家八百延光祚”,指周朝800年的统治,所以使钱谦益还想到另外的比附。他想,孝宗不单可以比作汉文帝、宋仁宗,还是周成王———“孝宗皇帝,本朝之周成王、汉孝文也”!

  

 

  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朱祐樘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清人姜绍书就提到孝宗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在士大夫们看来,皇帝喜欢乐曲,恐怕将来会滑入贪图享受的深渊中。因此,一些专门负责纠察朝政的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孝宗不要耽于声乐,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养身心之上。孝宗总是表面上接受,私下里却对旁边的太监们说:

 

 

    “弹琴何损于事?劳此辈言之。”意思是说,弹琴与政务又有什么冲突呢,要你们多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

  

 

  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朱祐樘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朱朱祐樘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朱祐樘对吴伟说:“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意思是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孝宗之所以受到儒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颂,主要在于他始终在表面上给士大夫们留下充足的情面。

 

    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偏偏皇太子出阁讲学唯独践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专制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句。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荡的,大都三宫六院,嫔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个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

 

 

       有人说,朱祐樘可能是中国皇帝中惟一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他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皇后,而且没有其他的嫔妃。皇后张氏,兴济(今河北沧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后选后的制度,皇后一般都出身于平民之家。

 

       张氏的父亲张峦,原只是一个秀才,以乡贡的名义进入国子监,也就是说从地方学校保送进了国立最高学府读书,成为国子监生。张氏出身于这样的读书人家庭,家教自然还可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二月初六日,张氏与时为皇太子的孝宗成婚。

 

   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偏偏皇太子出阁讲学唯独践行一夫一妻制的,朱佑樘这样的做法原因有以下:

 

  第一个原因:朱祐樘本人性格温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朱祐樘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第二个原因:朱祐樘幼年为避万贵妃的迫害,朱祐樘6岁以前一直是秘密养育于宫中的安乐堂内。朱祐樘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可谓体会深切,有切肤之痛。所以,这可能是朱祐樘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

 

  第三原因:张后本人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对朱祐樘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史称张后“骄妒”,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

 

  第四个原因:大臣谢迁的劝谏。本来,皇帝广纳嫔妃是极正常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大臣也不会反对。例如,成化朝的时候,群臣因为宪宗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儿子,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那么,谢迁何以会多此一举呢?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元年(1488)二月,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等孝宗服除后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

 

       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说,皇帝选妃,自然是应当的。

 

 

      但是,朱祐樘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孝宗号称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因此,谢迁既有这么一说,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后来主编《孝宗实录》的焦芳借此非议谢迁,认为谢迁这样的举动是为了讨好当时的中宫张皇后。但是,也有人为谢迁辩解说,谢迁谏选淑女,不是禁止孝宗这么做,而是请皇帝缓一缓再做,其实也合情合理。

 

       但无论如何,因为谢迁这么一来,后来选妃的事虽屡经提起,却都没有得到孝宗的同意。因此,成化二十三年始成为太子妃的张氏,非但在同年孝宗即位后正式成为皇后,而且集专宠于一身,直到孝宗去世。

  

 

  朱祐樘夫妇的伉俪情深,虽然令人羡慕,却对弘治朝以及后来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一些影响。从朱佑樘本人的意愿看来,这些影响应当都不是他所想看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弘治夫妇感情之专一,造成了皇帝的子嗣相对地较少。张皇后一生中为孝宗生了两子三女。但是,皇二子朱厚炜与皇长女太康公主,先后夭折。因此,孝宗只有朱厚照一个传人。后来朱厚照又没有儿子,所以孝宗的血脉便绝了。

 

       这在16世纪初期的一些大臣们看来,一个如此贤明的皇帝竟然无后,实在是令人痛心。后来,一帮大臣非要继朱厚照之位的世宗称孝宗为“皇考”,不无有这种为孝宗立后的心态在。孝宗单传,武宗无子,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这种情况引发了明代中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大礼议,对明中后期的历史影响深远。

  

 

  第二点:朱祐樘夫妇感情的专一,造成了弘治朝外戚张延龄、张鹤龄的跋扈。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氏成为皇后且受宠于孝宗,给张家带来了极大的荣华富贵。父亲张峦在弘治四年(1491)进封为寿宁伯,不久封侯,死后追赠为昌国公。张皇后的两位弟弟,也先后受封。

 

  张鹤龄继承了父亲张峦的封爵为寿宁侯。张延龄初封建昌伯,在弘治十六年的时候(1503)也进封为建昌侯。孝宗还在皇后的家乡兴济为张家立家庙。据说张峦还未因女儿的大富大贵而跋扈,仍然非常尊重读书人,礼敬士大夫。

 

       但是,张鹤龄、张延龄兄弟以外戚骤然富贵,不免气焰嚣张,纵容家人掠夺民田,鱼肉乡里,干一些犯法的事情。大臣们纷纷向孝宗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而且,皇后生气了,朱祐樘也得跟着假装生气。事后,朱祐樘将萧敬找来,对他说:“你们说的我都相信。”然后,赐给了萧敬一些银子,这件事情就算不了了之。当时的大臣中,像李梦阳、吴世忠,都差点因为弹劾张氏兄弟而获罪。

 

  大臣们纷纷向朱祐樘提意见,要求追查张氏兄弟的违法之事。于是,孝宗派侍郎屠勋和太监萧敬去查实。但是,事情查实了,却没有办法处理,因为皇后不同意处理她的兄弟。

  

  也许,在朱祐樘看来,张氏兄弟虽然有过错,但毕竟是皇后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过错能宽免就宽免了。当然,他也知道放任张氏兄弟的后果,所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诲来使二人收敛。有一次,皇帝游幸南宫,皇后、太子、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以及张氏兄弟陪同。席间,皇后、太子及金夫人离席。孝宗便将张鹤龄单独叫来。

 

      人们远远地看到张鹤龄摘下乌纱帽向皇帝叩头。从此以后,张氏兄弟的行迹较为收敛。张氏兄弟,后来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间,因为拥护世宗登位,曾经非常受世宗的宠幸。但是,二人最后的命运让人嗟叹:张鹤龄被关在狱中死去,张延龄被杀于西市。这固然有世宗忘恩负义的因素,但二人的骄横无法,无疑是授人以柄。

  

  张氏的晚景凄凉,不堪言说。先是失去了丈夫孝宗,而后失去儿子武宗,再遭侄子世宗之逼迫,不得不哀求世宗放过自己的两位弟弟。但是,在她生前,张鹤龄死于狱中。她死后的第五年,张延龄被杀于西市。皇权的尊贵与无常,她都有切肤之感!

 

 

  孝宗开创了明代的中兴盛世,其治国方面可值称道的东西很多。要详尽地展开叙述这些政事,却不容易。简要言之,孝宗的治国方略,核心即在任用大臣。

  

  弘治一朝,名臣辈出。内阁的大学士、六部的尚书,都是贤明有能的道德君子。刘健、谢迁、邱濬三位大学士,六卿之长吏部尚书王恕,都是著名的学者与能臣。成化年间有一句谚语:“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那意思很明白,大学士万安、刘吉、王翊以及六部尚书,都不过是一些无能之辈。反观弘治朝的阁、部大臣,则是人才济济。

  

  我们看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即位才一个月,就罢免了品格不好的万安,选用徐溥入阁;十一月,又录用刘健入阁;弘治四年(1491)邱濬入阁;弘治八年(1495),邱濬死后任用谢迁、李东阳为阁臣;弘治十四年(1501)九月秦濬入阁。

 

       徐溥是当时的南直隶宜兴人,弘治五年(1492)后任首辅大学士。徐溥的辅政风格,讲究“安静、守成法”,与孝宗的性格有契合处。而且,徐溥与同僚谢迁、李东阳等人之间,不存在权力斗争,相互间配合得很好。

  

  大臣之间的和睦相处,自然能够形成一种与皇权相制衡的“文官”权力。这种格局,在弘治十年(1497)曾经非常有效地纠正了皇帝的出轨行为。弘治十年(1497)二月,徐溥等人向皇帝上疏,要求皇帝远离诱使皇帝斋醮的宦官李广,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朝政和接触儒臣上。

 

      原来,从弘治八年(1495)起,已经做了8年好皇帝的孝宗,据说“视朝渐晏”,就是上朝上得晚了一些。这在儒臣们看来,是皇帝走向堕落的初步。但是,与绝大部分明代皇帝不同,孝宗能够非常谦虚地接受大臣们的意见,就在弘治十年的三月于文华殿召见了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集聚一堂共商政事。

 

       议事完后,皇帝赐诸位大臣吃茶,然后散去。召见大臣,面议国事,在当时被称作为“盛事”。终弘治一朝,从《明史·孝宗本纪》中的记载看,除这一次首开先例外,大概先后还有过四次。像这样召见阁臣面商国家大事,其对于大臣们的激励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弘治一朝君臣关系之和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孝宗对于儒臣的信任。

  

  内阁大学士之外,弘治一朝的六部大臣,也都是正人君子。例如,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一朝的政治中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恕,字宗贯,号石渠,陕西三原人。他在成化朝的时候就因平大藤峡瑶民起义、安抚荆襄流民而名满天下了。

 

      但因为敢于直言,得罪了汪直,一直只能在南京做官。南京虽然也是明代的两京之一,但是南京的六部,实际上只是闲官。嘉靖朝的吴廷举,曾经因授职南京工部尚书上疏辞职,就引了白居易和张泳的诗来说南京官职之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煞老尚书”。

  

  但是,王恕在南京尚书任上仍然是敢于言事。成化末年,官场上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说。所以,孝宗一即位,就听从群臣的推荐,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在不设宰相的明代,吏部尚书是诸卿之长,掌管对官员的考察与任命,权势颇重,高于其他各部。

 

       王恕在吏部,所荐用的都是正人君子。据说,王恕曾带着他的第七个儿子王承裕到京城。王承裕每天为父亲接待来访的朝臣名士,和他们交谈,然后将自己的观察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所以,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至弘治六年(1493)王恕退休回家,他得人善用,培养了许多人才。

 

       继王恕之后任吏部尚书的大臣中,马文升也声名甚盛。李东阳后来有诗,称赞孝宗之善待人臣,其中有一句说:“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说明孝宗对待大臣总像是对待家人一般亲切。

  

  在信任大臣之外,朱祐樘又要求加强对臣工们的考察,这便涉及到一个完善考察制度的问题。孟森曾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意思是说,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

 

       所以,孝宗一直被视为中兴之主。弘治一朝中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为会典的编修与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设定。

  

 

  明代的制度基本上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立,后来的皇帝中能够提出较贤明的政治制度的,也就是孝宗。

 

  会典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汇编。弘治十年(1497),他下令编撰《大明会典》。编修的总裁为当时的大学士徐溥。经过5年的时间,《大明会典》在弘治十五年(1502)完成。应当说,会典的编定,为弘治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孝宗有过许多的制度创设。例如,太庙制度即规定太庙的庙制为“各室一帝一后”。

  

  弘治十七年(1504)六月,命南北两京五品以下的官员六年一考察。这项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亡。六年一次的考察,在明代后期往往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因为,一旦经由考察而落职的官员,就很难有机会再做官了,等于是再无翻身的机会了。

 

       因此,各种政治力量总是利用把持考察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当然,这是初设制度的孝宗所没有想到的后果。但是,在当时,京官六年一察制度的实施,对于整顿官场的颓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明代的皇帝中,孝宗朱祐樘最为仁慈。朱祐樘对于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各级官府都要设立常平仓,以应付灾荒。在刑罚方面,朱祐樘要求慎重施刑。在朱祐樘的这种要求下,一些素以残酷闻名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都变得仁慈起来。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上则出现了李东阳的茶陵诗派、邱濬的理学,号称太平盛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日,孝宗朱祐樘去世。据记载,朱祐樘因为偶染风寒。太监张瑜、太医院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等人不诊视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死。死前,遗命大臣:“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时儿子朱厚照年15岁,后来继朱厚照之后而入承大统的侄子朱厚熜还未出生。当时,“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哭声震野”。同年十月,孝宗被安葬在泰陵

 

       朱祐樘是明朝的第九任皇帝,也是朱见深的儿子。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不管是处理政事的方法,还是自身的性格,以及生活作风,都让人挑不出刺来。之所以朱祐樘被称为历史上最完美的皇帝之一是因为:

第一点:治国勤勉

 

        明孝宗朱祐樘是一个治国勤勉的人。他的父亲朱见深宠信后宫,不问政事,明朝的朝廷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朱祐樘上位之后,他励精图治,渐渐的将明朝拉回了正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针对明朝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同时,他还任用贤臣,像刘健和李东阳等人,都在朱祐樘执政期间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在朱见深执政时期涌现的奸臣们,朱祐樘也是进行了合理的处理,该流放的就流放,该贬官的就贬官,绝对不会手软。

 

       朱祐樘每天上朝都非常的准时,从来都不会让大臣们等。而且,朱祐樘还开了午朝,增加了处理政事的时间。他事必躬亲,对于大臣们呈报上来的奏折,他也会亲自批阅。由此可见,朱祐樘确实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

第二点:学富五车,多才多艺

        朱祐樘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他自幼就饱读诗书。当然,饱读诗书也为他治理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身为一国之君,这是最基本的。值得一提的是,朱祐樘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会弹琴,还会画画。同时,在书法方面他也颇有造诣。所以说,这是他会被称为历史最完美的人之一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点:帝王典范,一夫一妻

 

       朱祐樘最值得被后世称赞的,就是他一生都坚持一夫一妻的原则。他一生只有他的皇后这一位妻子,而且对他的皇后忠贞不渝。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三妻四妾是很常见的事情,更别提身居高位的一国之君了。

 

 

        纵观古代的那些皇帝们,基本上都是后宫佳丽三千。而一夫一妻的明孝宗朱祐樘就显得很特别了。当然,朱祐樘坚持一夫一妻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来自于他父亲朱见深的影响。他的父亲朱见深有一位叫万贞儿的宠妃。这位宠妃仗着朱见深对她的宠爱,在后宫之中横行霸道。

 

        不仅朱祐樘的母亲深受其害,就连朱祐樘也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所以,朱祐樘知道后宫争宠的可怕。他不希望在自己的后宫之中,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朱祐樘一生只爱一个人,却是是非常的让人敬佩。而这也成为了他被称为历史最完美的皇帝之一的最后一个原因。

      有一次朱佑樘在尊敬大臣们的劝说的意见下,朱佑樘选择了不在公开的进行自己的兴趣爱好,弹琴或者是画画都是选择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悄悄的进行这两项活动。有一次他和一个非常会画画的人一起探讨画画时候,他对对方的画十分欣赏,想奖赏对方,他也不敢大张旗鼓的进行奖赏,而是悄悄地给他赏赐,并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和他曾经一起画过画。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的窝囊,甚至是十分懦弱,毕竟他竟有做什么坏事,相对于别的皇帝来说,这只是很正常的一个爱好了,但是他面对大臣的反对,都不敢正常的进行这两件事情。

 

 

       但是其实他是尊重大臣们,与其与他们争辩,不如听从他们的话,但是又不是一味的听从,还是选择两方都满意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个不接受的事,所以说他是个极其睿智的人:

 

       振兴军备、和平政策、爱护武将、维护统一、弘治中兴、经济成就、力求节俭、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任用官吏、废除苛法、待臣宽厚、铲除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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